201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达沃斯论坛”）可谓星光熠熠、热闹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初登舞台，大谈其任下所缔造的美股牛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则当众表达“脱欧”决心；年轻有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用英法两种语言交替发言，向在座的各国领袖和商界巨头宣示“法国回来了”，并期待推动一种更加符合道义的全球化进程。
然而到了2019年，这三位“明星”纷纷因“家务事”而缺席达沃斯。
这无疑也从侧面体现出今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尽管今年的达沃斯小镇并未遭遇往年的暴雪。
在多场论坛上，各界对于中国话题的关注更胜以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溢出效应、金融开放进程等都受到热议。北京时间1月23日晚10时，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发表主旨演讲。
王岐山指出，新技术是机遇也是风险和挑战。我们要以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和远见，共同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要守住全人类安全的底线，逐步探索建立相关规则和标准，同时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推广和利用留下广阔空间。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仅仅以发达国家、个别国家的安全、标准要求全世界。要尊重各国主权，不搞技术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要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和平安全、民主透明、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和国际合作新框架，使全人类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
24日凌晨，第一财经电视论坛专场则聚焦“中国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能见度下降
今年达沃斯论坛于瑞士当地时间1月22日至25日间召开，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
论坛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将全球经济比喻作一名赛道滑雪员——“滑雪最重要的就是可见度、道路畅通，且其他队员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中前行。”她接下来还表示，前两年赛道畅通无阻，即全球经济同步扩张，然而如今可见度下降、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扩张已经面临拐点。
此次，IMF就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测，至三年来的新低点，分别下调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2和0.1个百分点至3.5%和3.6%，并称下行风险不断积聚。
因为预算僵局，早在1月初就宣布不参加这次会议的特朗普在此后还取消了整个美国代表团前往达沃斯的行程。原本要带领美国团队的正是美国财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截至1月23日，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33天，续写了“史上最长”的关门纪录。
马克龙则是因为“黄背心”抗议活动留在法国，而特雷莎·梅则因脱欧协议问题无暇分身。1月21日，梅提出脱欧B计划，阐述其针对1月15日“英国脱欧协议草案”遭英国国会否决后，将如何应变的策略。提交审议后，英国下议院将于本月29日对此表决。
基本上，这份B计划中，特雷莎·梅维持英国脱欧的目标，但希望欧盟能接受北爱和爱尔兰间设置“实质边界”的要求，并同时寻求英国国会能接受此新协议。
然而，眼下“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依旧存在，这种“硬脱欧”一旦发生，将造成全球贸易及金融市场极度的混乱；另一头，还有期待能有二次公投机会的“留欧派”。但若真的二次公投，甚至公投结果翻盘决定英国继续留欧，不论长期是否有利于英国经济，就短期而言也可能造成政局混乱。
当然，达沃斯依然吸引了全球众多政商界的领袖。达沃斯附近的机场在这一为期4天的论坛中，将等待迎接创纪录的1500架私人飞机和它们的主人们。
其中一大亮点，可能是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此次现身达沃斯论坛。第一财经记者发现，威廉王子于1月22日出现在主会场，并在论坛期间采访90多岁的英国博物学家戴维·阿滕伯勒爵士，探讨关于“鼓励几代人成为大自然的捍卫者”。
威廉王子采访环保学者、博物学家戴维·阿滕伯勒爵士。官网图
中国释放稳经济决心
在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缺席之时，本就是万众焦点的中国则愈发受到关注。
2015年，中国推行“8·11汇改”而引发新兴市场震动，各界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在2016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出席并发表演讲称，世界经济正处于动力转换的重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仍是全球增长重要动力。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趋势。
2016年随着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出，全球化前景扑朔迷离。在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拥抱全球化”的演讲，引发各界热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论坛，并称“我们的有些措施将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他也提及，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
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依旧存在，市场的关注点无疑再度回到了——中国经济走势将如何影响全球？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论坛期间谈及了这一问题，他在1月22日表示，中国的宏观政策是比较依赖于数据的，现在中国推出了很强的货币、财政政策，“如果情况转差，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有些人担心中国的债务问题，中国公司部门的杠杆率较高，但政府部门仍然可以加杠杆，地方政府可能会发更多专项债券，中央政府举债的空间很大。”
他也表示，中国具有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在过去，中国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是如何预防金融危机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自上而下的金融危机管理系统。中央政府会频繁与金融部门接触，即时获取信息，如果有风险积累，就会及时介入，从而降低风险，有时会出现一些漏洞，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波动，但我们的系统可以很快抑制风险，因此风险不会传递到整个系统。而当经济开始加快增长，风险就会被稀释，中国才能实现过去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难言触底。不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日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次中国的刺激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时滞久于过去，但预计在春节过后，随着开工恢复、银行信贷投放加速，经济有望在一季度后触底，2018年底、2019年一季度基本已经是最难的时候了。
尽管此次的“宽松周期不一样”，因为过去由房地产主导的刺激模式已无法持续，但他也认为，要使财政政策仍能发挥更大作用，房地产可以靠扩大供应来满足仍然旺盛的需求，从而带动经济活力，但需要控制房价进一步上涨。
达沃斯官网图。
海外机构垂涎中国市场
过去两年，中国代表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无一例外地提及将加大开放。早前，论坛参与者仍对中国开放的决心和力度心存疑虑，然而今年这一情绪已一扫而空。相反，各界谈论的是如何加速布局中国金融服务业和资本市场。
2017年，随着明晟指数（MSCI）正式纳入A股，此前对A股覆盖较少的外资不得不加速研究这一市场。到了2018年，尽管A股遭遇冲击，但外资仍处于不断增配的状态。方星海此次也在论坛期间提及，开放有利于中国，例如，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A股，A股国际化提高了股市的质量。他近期也曾表示，“去年净流入A股达3000亿元，今年预计会进一步增加，6000亿元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针对达沃斯的讨论，全球最大公募基金领航投资（Vanguard）中国/亚洲区总裁林晓东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是我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资本市场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发展飞快且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以及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因此Vanguard集团非常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我们会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市场，伴随中国市场的发展而发展。”
2017年5月，Vanguard集团在上海成立外商独资企业（WFOE），这也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缩影。该集团投资中国A股的资金额度在300亿元人民币左右，持股超过1900家A股公司，也是投资中国市场的大型外资机构之一。
去年以来，中国市场的标准也不断向国际市场靠拢。除了此前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优化股指期货交易安排、进一步满足了外资风控需求，近期券商交易接口也重新向量化私募重新放开，“此举意义深远，能有效促进和活跃市场交易行为，也符合全球主流市场的发展趋势。在美欧股市，量化交易贡献了大多数的交易量，手工交易越来越少，而我国近年虽然量化私募发展较快，但仅限于量化择时、选股、组合配置等策略层面，程序化自动交易仍然无法和量化策略无缝结合（因为券商不开放交易接口），交易需要手工下单完成，这影响了量化策略的完整性和即时有效性。”亿信伟业董事长郝丹对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