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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3月12日，刚刚年满65岁的易纲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也意味着他将开启新的任期，继续担起深化中国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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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易纲

5年前，易纲上任伊始，各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列出了易纲“将面临的X大挑战”；同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中国金融改革无缝延续。

彼时，对于当选央行行长，易纲坦言，“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神圣而光荣的。”同时，也在第一时间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表示，当下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但说易行难，相较于周小川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2018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两会。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央行“双支柱”的定位，即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管理并行，央行不仅仅是货币管理者，也是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政策制定的重要角色。防范金融风险同样成为易纲最重大的任务之一。

此后，“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坚持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绿色金融”等等成为易纲第一个任期内的重要关键词。

今年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来的“一行两会”正式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同时，人民银行将进行分支机构改革。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完成央行分支机构改革也将成为易纲新的任期内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易纲带领改革中的央行再出发之际，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围绕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坚持金融开放、数字人民币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易纲首个任期内的主要工作和成绩，以飨读者。

1、货币政策：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

“我们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时因势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总理李克强对于货币政策这样的评语可以说充分的肯定了央行过去几年的工作，也是对行长易纲的一种肯定。

易纲自己也曾发文谈及货币政策的评判标准，他认为，“根本上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使命。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这也成为易纲任期内最广为流传的一个金句。

不仅如此，易纲还指出，“适当的货币条件可以促进财富增长，不适当的货币条件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和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社会性问题。”

在这样的使命下，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成为央行过去多年来“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特点。

不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也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每年经济的实际需求有所微调。比如，2023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强调“精准有力”，而2022年是“灵活适度”。对此，有分析人士解读：四个字变化表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重点在“精准”和“有力”两个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实际上，“精准有力”虽然是今年的新变化，但“精准”已是央行持续多年的方针。早在2019年初，易纲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的联合采访时就表示，要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投向，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在总量适度的同时，把功夫下在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上。次年8月，在接受央视新闻《相对论》采访时再次明确提出，对实体经济精准滴灌。“一定要聚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调整货币政策的挑战在于，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

“再过几年，如果哪个国家还保持正常货币政策，就是亮点。”易纲在2019年的一次发言道出了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不易。

特别是过去一年来，美联储多次加息，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成为中国央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财富增长，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易纲认为，“中国有条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中国央行选择“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

对于美联储加息，易纲“早有准备”。在2016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易纲在成为央行行长之前就曾预判，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未雨绸缪，此后几年，特别是2022年，人们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越来越稳健。中国经济也成为世界经济中少有的一抹亮色。

回顾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微调，无论是“精准有力”还是“灵活适度”，或是更早的“松紧适度”，始终不变的是稳健二字，那么变化的“度”究竟在哪里？

对此，易纲曾有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解答：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钱溢出来。

这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居中”智慧。而易纲本人对“居中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践行到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中。

2019年，易纲在北大国发院的一次演讲中，专门讲述了“居中之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上的应用：“第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偏不倚为中，中庸之道为中；第二，我们的关键变量——利率和汇率。利率居中有利，货币单位和汇率水平适中；最后，不为了居中而居中，利率和汇率都是由市场决定。”

随后几年，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和“精准有力”都是“不为了居中而居中”的良好体现。2022年年底，易纲在“全球变局下的中央银行”研讨会上发表致辞时还专门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略低于预期，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为稳增长和稳就业，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加大了实施力度。”

今年1月4日，央行召开工作会议，对过去5年货币政策的成效做了总结。“五年来，人民银行保持货币政策针对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加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增长较快、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的优化组合。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流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效应对了超预期冲击。”

2、监管姓监 金融业必须持牌经营

P2P团灭、砍头息、高利贷、村镇银行暴雷等事件让金融监管问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担忧。

而此前，早在2016年“宝万之争” 爆发之时，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一些不足。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宝能系的收购资金来源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缺乏穿透性，监管部门局限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各管一段在很多时候的实际情况是，谁也不管。所以，才导致了宝能这样的“野蛮人”出现。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继续发生，国务院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改革。除了组建银保监会外，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此之前，国务院还成立了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也放在人民银行。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随后，这个担子自然落在了易纲的身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也就成为易纲另一个艰巨却必须完成的任务。

易纲在履新后第6天就祭出了针对“金融三乱”严监管的杀手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金融业必须持牌经营，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同时强调，“监管姓监，严格执行监管法律。”

此后，“无牌经营”金融业务的大型平台和互联网企业成为监管重点。

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大数据的运用推动了整个金融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型，但与此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样的挑战，易纲强调，金融业必须持牌经营；并建立适当的防火墙，避免金融风险跨部门、跨行业传播；断开金融信息和商业信息之间的不当连接，防止“数据-网络效应-金融业务”的闭环效应产生垄断。

2020年11月，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指导督促蚂蚁集团等14家大型平台企业针对以前存在的金融业务“无牌经营、监管套利、无序扩张、侵害消费者权益”等突出问题进行整改。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攻坚，2023年1月，央行金融市场司负责人马贱阳在出席国新办发布会时透露，蚂蚁集团等14家大型平台企业整改已基本完成。

对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零容忍，但央行也一直支持金融科技发展、鼓励金融创新。易纲在2021年达沃斯论坛上曾谈到对蚂蚁等平台的整改，他指出，大型平台企业要避免滥用垄断的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一切以法律为框架和程序，在问题解决之后，会回到正轨。未来会毫不动摇的支持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另一个因为行业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是“金融业混业经营渐成趋势”，这也让，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突出。对此，易纲表示，我国金融业坚持分业经营，未来也将继续坚持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但是要强化风险隔离体制机制建设，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运行。

同时，为应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央行开始推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要求实质控制多类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企业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纳入监管。并且，在2023年2月发布央行2023“1号令”——《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管理的主体责任。央行指出，发布实施《办法》，有助于推动金融控股集团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水平，防范利益输送、风险传染和监管套利，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今年3月10日，随着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监管也将移交到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与金融科技和混业经营引发的监管“新挑战”相比，“去杠杆”是一个已经持续多年“老问题”，也是我国金融市场中另一个亟需回到正轨的问题。2018年4月，易纲在上任之初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

但去杠杆不能操之过急，易纲选择“步步为营”，“首要的任务是保持债务水平稳定；然后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第三，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通过以上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

半年后，易纲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透露，“宏观杠杆率稳住了，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持续下降，地方政府的负债可控，中国经济在稳杠杆的同时，更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

而和互联网金融一样曾存在监管短板的影子银行，也一度是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但是与P2P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同，“影子银行”的存在有其积极性。易纲也曾明确表示，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

经过几年的集中整治，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效果显著。2023年3月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易纲表示，已经压缩“类信贷”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大约30万亿元。

无论是新挑战还是老问题，易纲治下的央行在化解金融风险时都坚持一个总原则，市场化、法治化。“首先机构要负责，股东要负责。同时，对大的债权人，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也要求地方政府负起责任来。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也各负其责，化解风险。”

在这样的机制下，包商银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例银行破产的案例。央行也平稳化解了恒丰银行、锦州银行、辽宁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

易纲在3月3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过去三年，我国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数量从600多家降到了300多家，降了一半。同时，精准拆弹，化解了 ‘安邦系’‘华信系’、海航集团等高风险集团的风险，避免了轰然倒塌的风险，也阻断了风险的扩散和传染。”“总体看，中国金融业运行是稳健的，金融风险是收敛的，风险总体可控。”

加强事后监管的同时，易纲也在大力推进“市场纪律、破产威慑、惩戒机制”等制度方面的建设和完善。

今年2月18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规则时隔11年迎来重大调整。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银行业人士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是中国银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征求意见稿》实现了中国银行业资本计量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有效接轨，践行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发展理念；提高银行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增强其经营的稳健性；发挥资本指挥棒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另外，于去年4月开始征求意见的《金融稳定法》已经通过全国人大的第一次审议。易纲表示，“人民银行将推动《金融稳定法》出台，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善始善终做好平台企业金融服务整改，加强常态化监管，支持平台企业健康规范发展。”

不仅是对金融机构进行严监管，易纲还多次提出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他指出，“如果中央银行履职不到位，就可能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或者发生通货紧缩。”

易纲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文章中表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同时借鉴国际金融发展有益实践经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要通过市场化方式调节货币和利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开展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要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依法保护产权和人民利益，维护市场公平秩序。”

3、金融开放：不是“大爆炸式”改革

五年前，易纲接棒之时，媒体曾列出了他将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除了前述“保持货币政策稳定”、“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之外，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2018年3月的中发高论坛上，易纲在上任之初就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并在此后的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同时指出，“金融监管能力要与金融开放程度相适应相匹配。”

但易纲也提醒，“中国金融业开放措施不是‘大爆炸式’改革。”

在易纲看来，金融改革对外开放需要从三方面着手：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提升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还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于2009年启动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揭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篇章；2015年底，人民币被批准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被国际接受和认可。此后，虽然遭遇了国内股市汇市震荡，人民币国际化始终稳步推进。

2022年5月，在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5年以后，IMF将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权重由10.92%提升至12.28%，权重仍保持第三位。对于人民币将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提升，央行表示，中国将始终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投融资、储备和计价等国际货币的功能全面增强，人民币国际地位也有了较大提升。

据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介绍，目前，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了约50%，2022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42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了3.4倍。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位列第五。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不断扩大，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的余额为9.6万亿，较2017年增长1.2倍；境外发行人累计在我国发行6300亿元熊猫债。人民银行先后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额超过4万亿。同时，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国际化使用的网络效应。”

另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在稳步推进，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了解，“我国CIPS结算系统的功能已经比较齐全，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已经没有任何障碍。”随着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局势变化，促使更多的国际银行选择加入CIPS系统。

近年来，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也普遍看好。摩根士丹利曾在报告中预计，2020~2030年，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年均流入量可能将达到1000亿~3000亿美元，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可能会升至8%~10%，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

4、数字人民币：老百姓需要兑换多少，就发行多少

“未来金融业国际竞争的焦点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大有可为，人民银行将积极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易纲在2019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做出上述表态。

中国人民银行也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区块链技术的央行之一。早在2014年，央行就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央行组织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

2019年9月，易纲首次详细的谈到了数字货币相关问题，表示“希望替代一部分M0，不是替代M1或M2，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同年年底，央行版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后来的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试。

截至2022年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再次扩大，全国已有17个省级行政区全域或部分城市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流通中的数字人民币存量达136.1亿元。

无论是在试点期，还是试点大幅扩围后，易纲对数字人民币的表态都十分谨慎，并且尤为关注法律法规的建设。他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明确指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

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用途，易纲和周小川一样都多次强调，是为了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跨境及国际使用相对复杂，涉及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等法律问题，国际上也正在深入探讨。鉴于跨境使用的复杂性，数字人民币当前以满足国内零售需求为主。”

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不同的试点城市，在不同的时间点都曾有过多样的红包活动，特别是兔年春节，因为多款春节特色红包封面而被称为“兔年财神”，数字人民币也进一步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

不过，虽然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经极度扩大，但还没有正式上线，相关的使用场景也有待继续丰富和普及。

至于正式上线时间，或许不会太久远。因为易纲早在2021年就曾表态，“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和推广应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也就是说老百姓需要兑换多少，我们就发行多少。”

结语

稳定的货币政策、严控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数字人民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过去五年易纲很忙，他的很多工作都像货币政策的结果一样，很难在当时当地立即生效，“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才可以比较全面的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现在，新的任期已经开始，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评价他首个任期的成绩。但央行在2023年工作会议中总结了五年来的工作：“人民银行经受住了内外部重大冲击考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应有贡献。”

1月30日，时任总理李克强在考察央行时表示，央行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通胀背景下为国内稳物价提供了基础条件。有效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风险，及时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如今，易纲将带领改革中的人民银行再出发，也将继续他“建设现代化央行”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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