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宁波和郑州迫不及待宣布正式加入“万亿俱乐部”，此前GDP总量排名位于宁波和郑州之间的佛山，也有望成功加入。
郑州当地媒体用“请喊我特大城市”来表达对于加入“万亿俱乐部”的喜悦。
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前期人口净流出的农业大省的省会，郑州近些年经济的蹿升崛起有目共睹。1978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仅20.3亿元，1990年，突破百亿，2003年突破千亿，2010年首次进入全国前20，是除武汉和长沙之外，第三个进入前20名榜单中的中部城市，与东部沿海城市直接PK。
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竞争正在愈演愈烈。省会首位度排名垫底的济南，在新年一开始就找到了提升的抓手。1月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合并后，济南市GDP总量超过烟台，直逼青岛，缓解了在山东省内常年老三的尴尬。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不唯GDP论，但是这仍是衡量区域内经济发展状况最直接的硬指标。
回顾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梳理了40年来全国GDP总量排名前20的榜单，数字不断膨胀的同时，各个城市排名起伏波动。40年间，有的城市一路平稳上升，有的城市断崖般下沉，有的城市则起伏不定。
排名的起伏是城市竞争的正常结果，每一个曾经进入过前20名的城市，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城市发展成绩单。成绩好坏的背后，是一个城市在国家政策、世界经济大循环影响之下，城市竞争优势不断改变的结果，更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因素发挥得好与坏的凭证。
排名的区域性特征
我们发现，从1978年至今，前20榜单上出现的城市起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首先，东北城市全线衰落。1978年是东北三省城市GDP表现最为辉煌的年份，沈阳，大连，哈尔滨，大庆，长春，鞍山6座城市同时进入前20名，独领风骚。与此同时，中部省份仅有武汉一席，珠三角仅有广州一席，长三角也仅有南京、苏州、杭州、南通四席。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各城市纷纷在榜单上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沉之势。1979年长春退出，1986年鞍山彻底退出，1994年大庆退出，2004年哈尔滨退出，2016年沈阳退出，2017年大连退出。至此，东北城市在前20名中“全军覆没”。
与东北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集体崛起。改革开放初，珠三角城市率先领跑，1978年广州GDP总量排名第6，之后逐年上升，1990年后稳居第3名长达26年之久。黑马深圳更是一路当先，上升速度令人咋舌。2017年，深圳GDP总量首次超过广州，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广深之外，佛山1991年进入前20，最好成绩为11名，东莞2002年进入，最好成绩为第16名。
长三角的江苏与浙江两省同样不容小觑，目前，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共5个城市位列GDP总量排名前20。
其中的佼佼者是苏南的苏州和无锡，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直线上升，并迅速站稳榜单有利位置。苏州在1978年时仅位列第15名，1987年上升至第6名，之后一直在第5至第7名之间徘徊，苏州隔壁的无锡在改革开放前半段与苏州一样一路稳步上升，并在2000年之后连续7年位列第9名。
东部沿海的华北城市在40年榜单上显得很平淡。除了北京和天津两家独大之外，多数城市在榜单上的成绩可以用起伏不定来形容。
青岛是山东省GDP表现最好的城市，1978年至1984年，青岛的排名在第8名和第19名之间波动，1985年至1999年在第12名和第15名之间波动，1999年排名触底之后开始反弹，2011年至2017年稳定在第12名。
除此之外，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邯郸，山东省的济南、烟台、潍坊均多次进出前20名榜单。
与东部沿海城市的不同的是，中部城市在改革开放前半段显得很落寞，长期只有武汉一个城市进入GDP总量排名前20。40年后半期，中部城市开始发力。2009年，长沙强势进入前20，目前连续4年排名第14位。2011年，中部第三个城市郑州进入前20，之后逐年上升，目前排名第17位。
而在面积最为广袤的西部，前20名榜单上重庆和成都两家城市独大，且呈现出不一样的起伏特征。40年间，重庆的排名前高后低，成都则呈现出整体上升、局部波动的趋势，1978年，成都排名第11位，最差成绩为第14位，目前成都连续两年位居第8位。
政策与经济大循环
为什么40年间GDP总量排名，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区域性组团的特征？区域经济专家新望博士认为，区域政策的不均衡，必然导致了各个区域城市发展的差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区域发展采用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上世纪80年代，国家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5个沿海经济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打破了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发展起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群。这也是GDP总量排名榜单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自改革开放开始就一骑绝尘的原因。
这样的不均衡发展策略，在促使东部沿海集体崛起的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上世纪末，国家政策开始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一轮的10年扶持，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改观颇大。2003年，针对东北老工业区工厂破产、工人下岗、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国家提出东北振兴战略。此后几年，中部地区发展政策边缘化的倾向，造成了事实上的“中部塌陷”，国家由此提出中部崛起战略。
新望认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政策因素在区域竞争中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还有国际经济格局整体发展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直接导致城市发展的地缘优势发生改变。
譬如，改革开放初期，因世界产业大转移，东南沿海首先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际资本从太平洋对岸到东南沿海，并进一步转移沿着长江流域向内转移。“最初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得利，后来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资本北上，进入京津冀，形成自己的优势。”新望表示，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城市又将得到资本、市场、政策的便利。
凡是政策红利与经济新地缘优势叠加的区域，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顺理成章，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城市就是例证。当前，中部城市的崛起同样是一个例证。
根据天风证券宏观团队调研分析，过去几年，中高端制造业（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向地理纵深发展，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转移的特征。产业转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崛起，形成以新兴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
刚晋级GDP“万亿俱乐部”的郑州，就得益于中高端制造业转移中富士康系的进驻，2018年，郑州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过传统高载能产业10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融入城市群，形成块状经济
纵观40年，GDP总量排名区域性起伏之外，也有另类，南通就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特殊的一个。1978年，南通GDP总量排名全国第16位，仅次于苏州。与苏州和无锡不同的是，南通之后几年排名逐年下降，一直在后五名徘徊，1989年推出前20名榜单，直到2017年才再次进入。
南通是近代民族工业第一城，与上海隔江相望，与苏州相邻，但是在GDP量级、城市发展程度上，与上海、苏州、无锡都不可同日而语。
新望分析，有些时候，现代交通对于城市竞争地位的改变是决定性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率先发展，正是得益于海运经济。仅次于交通因素的是距离大都市圈的距离和是否加入某个城市群。南通之所以没有得到苏南城市相同级别的发展，是因为长江的阻隔，交通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造成其与上海都市圈联系不紧密。
实际上，在国内的最强都市圈内，凡是联系密切的城市都能得到发展红利，比如1小时都市圈、轨道交通或者高速公路相连，凡是被落下的，都是被现代交通格局抛弃在外面的。
不过，现代交通的外延在不断扩大，除了高铁、高速公路、海底电缆、机场、港口等传统交通方式之外，光缆、空中高压线、地下管网等新的运输方式，也带来城市交通格局的重要变化，也将改变城市的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至今，要总结城市发展经验的话，更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放生产力，使城市发展找到内生动力。
以深圳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因为与香港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优势迅速发展壮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深圳最近几年赶超广州、直逼香港的发展态势，主要归功于城市内在形成创新的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新产业链、创新产业集群。
新望分析，创新机制之所以在深圳展现出勃勃生机不是偶然的，这跟当地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关系密切。“让当地的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起来，城市一定会发展的好。”新望认为，民间发展的活力激发出来了，企业家群体储备起来了，经济自然会发展，“靠一个市长不如靠无数个中小企业的创业者。”
目前，一些想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城市已经开始抢人才。事实上，只有让人才、技术、信息、资本主导的资源配置好，城市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
那么如何才能配置好？答案就是让市场来配置。不论是一带一路，不论是产学研结合，抑或是军民融合，只要能找到一种市场化的机制或者平台，找到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一个城市和地区的财富就能充分涌流，也就能找到持久发展的可靠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