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证监会出手叫停上市公司跨界重组，中概股回归、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行业的重组、再融资均受到影响，张鹏的前一家公司的资本市场之路也面临着从头来过。

接着6月17日，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公开征求意见稿，就上市公司融资的定价、规模、时间作出限制，剑指上市公司概念炒作、融资频繁、存在套利等问题。今年以来，已有百余家公司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此前的重组计划。

在2013-2015年市场环境向好的时候，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随机增加，而再融资带来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空间更是进一步推升股价，是重要的“牛市因子”。

一位投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融资新规在规范一些过度融资、炒概念炒壳、融资资金闲置、脱实向虚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并购项目并不好做，受审核严、定价高，匹配项目少等原因影响，成功率很低。这一现象，直到2018年下半年才发生变化，自2018年10月8日推出“小额快速”并购重组审核机制后，证监会又释放了系列政策并加快了审核速度。而随着取消和简化行政许可，目前90%以上的并购重组交易已无需证监会核准。

并未暂停的IPO

与前几任主席不同的是，刘士余在任期间并没有因为行情暂停新股发行，但也曾因此引发大讨论。

回顾A股近三十年发展时，每遇行情不乐观，IPO（首次公开发行）都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一作为股市融资功能重要体现的行为，每每被市场当作股指下跌时亟需解决的“肘腋之患”。

第一次IPO暂停发生在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任期间。1994年，年轻的中国股市经历了第一次探底大洗礼，7月28日，上证指数暴跌8.43%并跌至329点低点。连续长时间下跌再经历暴跌过后，巨大的杀伤力使得股民仓惶而逃。7月30日，监管层推出包括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控上市公司配股规模以及扩大入市资金范围三大救市政策。

而最近的一次IPO暂停，发生在上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任时的股指大跌过后。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的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下跌32%。大量获利盘回吐，各类杠杆资金加速离场，公募基金遭遇巨额赎回，期现货市场交互下跌，市场频现千股跌停、千股停牌，流动性几近枯竭。7月4日，证监会暂缓IPO发行，开始正式救市。

上任初期，刘士余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注册制必须搞，但不能独立完成”，而他上任4个月后，IPO发行速度逐渐加快。Wind数据显示，在刘士余初任证监会主席的2月，仅有7家公司上市，3月后，单月上市新股数量开始增加至十几家。而到了2016年8月，当月新股数量增长至30家。但在2018年，随着新一任发审委的换届，IPO审核趋严，新股发行速度也由快转慢。

的确，解决IPO堰塞湖，却是刘士余一直想做的事。必须搞的注册制怎么样了呢？2018年2月，刘士余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有关规定的决定》将于2018年2月28日到期。

但就在近日，注册制的探索取得了进展，决心来自于更高层。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随后科创板以及注册制试点成为了上交所一号工程，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细则出台或许已经不远，但资本市场将会迎来怎样的科创板似乎需要新的资本市场掌门人来回答了。

对外开放政策密集

从青岛啤酒赴港上市，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颁布， QFII制度正式推出，资本市场一直在探索对外开放的可能性。

而在刘士余时代，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走出了怎样的步伐呢？

2016年12月，在沪港通落地一段时间后，深港通正式落地；2018年6月，A股纳入MSCI指数正式生效。2018年9月27日，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分类为次级新兴市场，将于2019年6月开始实施。

同样在2018年6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新规，取消了QFII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本金锁定期要求，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对冲境内投资的汇率风险。

证券业也又开放进展，在证监会公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后，瑞银证券于近日获批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

尴尬的独角兽

正如科创板成为2019年资本市场的热词，2018年是独角兽的时代。

“独角兽”的概念由女风险投资人Aileen Lee于2013年首次提出，特指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2018年年初，独角兽回归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第一枪。而这背后，亦是沪、深、香港几家交易所对代表新经济发展企业的吸引和争夺。

2018年2月28日，证监会表示，将为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四类独角兽IPO开“绿色通道”。而港交所则祭出了“同股不同权”吸引力政策。

而在2018年3月两会上，刘士余曾回应对于独角兽回A问题回答记者采访，我们会创造工具和制度安排，让企业自己选择。

2018年6月8日，工业富联登陆上交所，发行价为13.77元。顶着“独角兽”光环的工业富联，不仅在A股创造了36天的最快过会纪录，其募集资金271.2亿元亦全部获批。然而，工业富联并未给市场带来惊艳表现。上市之后，工业富联在6月13日股价达到了26.36元，此后股价一路走低。10月8日，工业富联收盘价为13.72元，跌破了发行价。

其实，就在工业富联上市的前两天，证监会还在深夜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9份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拥抱新经济企业的另一扇大门。

存托凭证（CDR）是由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中国境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而随着系列文件的发布，也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红筹企业即日起可向证监会递交发行CDR的申报材料。

6月11日，证监会公布了小米集团 CDR 招股书，然而，CDR首单并未如愿落地。6月19日早间，小米公司发文称，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决定分步实施在香港和境内的上市计划，即先在香港上市之后，再择机通过发行CDR的方式在境内上市。 而截至目前，仍未有下文。

刘氏语录

随着证监会的换帅，刘士余也将展开新的征程，资本市场的三年涨跌也即将成为A股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波段，但刘士余的那些曾经风趣幽默而又辛辣的表态将成为另一道风景线。

痛批“野蛮收购”，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强调从严监管，表明“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一位接近刘士余的人士则对其这样评价：“刘士余说话比较形象，也比较敢说话，有点不按规矩出牌，对市场的情况也会进行多种方式了解，大家想什么他也了解得很清楚。”

接触过刘士余的媒体人士也表示，刘士余非常看重舆论。“他跟很多学者都有联系，当市场发生变化，都会与专家学者，包括跟一些新闻单位的老总进行电话沟通，了解市场情况，听取大家意见。”

面对各种不合规行为，刘士余频频喊话，亮明态度，在喊话“高送转”游戏时，他表示“‘10送30’的高送转方案在全世界罕见，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这个游戏，玩转高位减持，高潮散去后，给普通投资者留下一地鸡毛”；在怒斥上市公司不分红，他强调“对不分红的‘铁公鸡’要严肃处理。”

一位券商高级管理人员对经济观察报称，刘士余曾在监管会议上表示不应把注册制神秘化，理想化，要一点一点去做。注册制跟核准制也没有完全对立，市场有个稳定的好的预期，加大审查力度，让更多质量好的公司上市，也是在推进注册制。面对企业的融资需求，刘士余还认为不能把股指的低迷和融资的力度对立起来，没有新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是一滩死水。

刘士余上任之初，正值A股市场波动，面对采访，刘士余曾表示， “作为证监会主席，我不能建议大家买股票，我更不能建议大家卖股票。”；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即如何评价2015年的救市)时，刘士余对2015年股市的状况进行了回忆，并以长时间从事民生金融工作的经验表示：“深知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在市场流动性枯竭、大面积恐慌的情况下，不果断出手还得了?那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恐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第六次会员大会上，提到各地形形色色的交易所违规开展期货业务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时表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你们赚钱有方还要守土有责。”

在谈到稳定期货市场波动时，刘士余提到，去年期货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流动性之下，商品期货成为了部分人炒作工具，黑色系如窜天猴，上蹿下跳，期货交易所、证监会应用市场化工具和手段对市场进行稳定，很好发挥了作用。

在2017年初到证监会稽查局、稽查总队进行工作调研，刘士余强调，要严惩挑战法律底线的资本大鳄，逮鼠打狼，敢于亮剑，依法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秩序，切实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有效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而在另一次类似的会议上，刘士余表示，“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去年下半年，刘士余在与股民座谈时表示，听取大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部分意见可以吸收到政策中去。与此同时还称，春天已经不远了。

有乐观者说，原本对这届监管层没有太多期待，甚至一度觉得刘士余是保守型的过度官员，但当其推出了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刘士余所承担的责任和改革的勇气是出人意料的。但资本市场沉珂已久，并不是一个人所能改善的，市场只能期待循序渐进的改善。

作者：姜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