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自本人两周前发表了《中国有多少人没有坐过飞机——探讨扩内需的路径》后，引起了广泛热议。看到很多留言，发现大部分读者能够领会此文的核心观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过剩，故通过压缩供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引起需求下降，引发通缩风险。因此，刺激消费需求（而非投资需求）才是当务之急。
不过，仍有不少读者并没有读懂此文，认为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说明内需很充足，经济增长潜力很大，按此逻辑，那就是越落后就越有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今后世界的格局，都将是发达国家的衰落和落后国家的后来居上？
因此，一定要区分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前者是有需求但没有钱来满足需求，后者则是指有钱可以消费以满足需求。此外，还要知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即钱越多的人，消费比重就越低；也就是说，高收入人口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较低，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占其收入比重较高，因此，贫富差距越大，越对国内消费总量增长不利。
还有人解释中国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的原因，是因为高铁普及了，于是坐飞机的人就少了。而我的判断是，除去2.8亿高收入阶层人口之后，剩余11亿居民家庭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600元（见国家统计局《2017年统计公报》），这一平均收入水平或存在低估，但即便人均提高到2000元，也很难坐得起飞机。
照片为昆明机场外农民工看飞机起降
上篇文章发布后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大致可归纳如下：1、过去五年中，乘飞机的人数约为2.3亿，如2018年有近6亿人次坐过飞机，但坐飞机的人数估计为1亿左右；2、过去两年坐飞机的人数中，属于第一次乘坐飞机人数占比接近50%，说明消费升级仍在延续；3、目前中国人口接近14亿，估计占全国70%左右的人口（10亿）从未乘过飞机也属正常，如欧洲迄今仍有40%的人口从未乘过飞机。
因此，“10亿左右的人口没有坐过飞机”的判断基本符合实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过，据此认为还可以大建机场以满足潜在需求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以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分布为例，看似国内机场旅客吞吐总量保持了较高增长，但若观察一下细分数据，分化实在太大。在国内229个机场中，只有32个年吞吐量千万级别的机场，就占据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约78.5%，而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下的机场多达179个，只占全部旅客吞吐总量的8.9%。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因此，中国居民的潜在需求也很大，关键是如何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扩需求有两种路径，一是靠投资拉动，二是靠消费拉动。投资拉动既可以带动就业，又可以拉动发展，于是就有了“想要富，先修路”之说。但如果路修得太多了，既会造成过剩，又会导致社会债务率上升。
如从供给侧观察，公路的旅客周转量占比大幅度下滑，但总里程却逆势大幅增长。根据2007年公布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公路总里程要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其中“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65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左右。
而到2017年的实际情况令人瞠目：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477万公里，较2020年规划目标超出了60%。其中高速公路13.65万公里，也超出了36%；但“二级及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13%，占比未达标，这表明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已经建设得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国的高铁、地铁的客流量还在上升，因此，基建投资在高铁和地铁上的投入还是值得的。航空的客流量增长也很快，但要注意机场修建的地理位置与人口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人口密度高、产业发展快的地方多建机场。但公路的扩张似乎要降速了，因为公路客流量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乘用车销量2018年也出现了负增长。
我国从古至今都崇尚授人以渔，但这也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如今看来，已经出现“渔”多“鱼”少的问题，那就应该把扩内需的重心落在“放水养鱼”上，即如何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扩大消费这一内需。
在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抽水马桶（指有抽水/冲水功能的坐便器和蹲便器）的家庭普及率还不高，至少有5亿人口的家庭还没有使用上抽水马桶。其实我在三年前就写过类似的文章，题目叫《马桶盖表象背后的马桶困惑》，推算出居民家庭中没有安装抽水坐便器的大概超过6亿。即便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三年前也有超过9万人的居民家庭仍在使用木制马桶。
三年前上海仍有9万多人的居民家庭在使用马桶
但是，人们容易被三年前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的表象所迷惑，以为国内需求太旺盛了，只好到国外去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2016年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画面
但占中国人口5%左右超高收入阶层，确实具有超强的消费能力。如贝恩咨询公司的报告揭示，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达到18%，与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疲弱形成鲜明对照。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消费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费增长是海外的两倍。从全球来看，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花费总支出占全球总额的比重，亦不断增加（当前预估占比为33%，较2017年32%高出一个百分点）。
可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中国地广人多，不能以偏概全去妄下结论，除了少数富人之外，大部分人处在想消费却消费不起状态，故80-90后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消费贷主力。尽管如此，消费增速还是逐年下降，不少家庭连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配上，如仍有接近30%的家里是没有配卫生厕所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扩大消费，如果消费扩大了，产能过剩问题、民营企业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的不够快。那么，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至少有三条路径，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促消费：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企业养老即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即IRA账户，其中美国个人IRA账户上的钱要远超我国国内居民储蓄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国有股权的权利。
第三，坚持房住不炒，这也是目前政府部门正在努力实施的方案，如扩大租赁房建设，关键看效果如何，如对于租赁房，西方很普遍，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接受，需要面对现实去操作。此外，寄希望在房价能够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房产税，这当然是居民降杠杆、促消费及缩小贫富差的有效手段，但能否同时维持房价稳定？
第四，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很低，只有20%左右。那么，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
我认为，3%的所谓安全线是世界银行很多年前提出来的经验公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与它们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