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些收入不低的人，经常感受到的是生活压力，而不是享受高品质带来的满足感。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形的，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比较少，而中等收入人群比较多。这种社会结构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促进消费一直被视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消费不仅创造了市场，也切实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消费的主力是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中青年的中等收入人群，因此，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有助于刺激消费。二是橄榄形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中等收入人群往往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和比较稳定的收入，他们特别重视家庭生活。一个中等收入人群占比重比较大的社会，一般会相对稳定。
然而，上述假设是建立在中等收入人群比较大、而且他们内心也认同自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人群的主观认同比较低，特别是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抱怨和担心，中等收入人群发挥促进消费和增加社会稳定的作用，可能就要受到不小的限制。
一些中等收入者的主观认同感偏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原因源于一些中等收入者对中等收入人群应有生活品质的主观想象。中等收入人群对生活的想象主要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欧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一个是国内富人的生活。在一些欧美国家，房子和汽车似乎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标准配置，但是在中国，由于中等收入人群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房价普遍较高，有些大城市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即便是中等收入人群，要买到自己满意的房子和车子，并不容易。
中国大城市的中等收入人群与欧美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可能收入差距不大，但是在生活品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国内媒体对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反映较少，媒体或者渲染富人的富有，或者实录穷人的窘迫，关于富人和穷人生活的报道，往往会更让人感兴趣。尽管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远远高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和富人生活的差距太大，巨大的差距让他们产生了心理落差。
另一个因素是中等收入人群所面对的客观现实。中等收入人群大多是工薪阶层，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不少人远离父母或家庭，长时间面临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一可能是职场上的压力，相对收入较高的职位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位，中等收入人群在职场上需要高度紧张。在许多公司，超负荷工作成为常态，员工不仅要加班加点，还要随时防备被解雇，在如此紧张的工作状态下，他们感到更多的是压力，而不是中等收入人群应该有的自信和从容。
除了来自职场的压力，一些中等收入者还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特别是购房、孩子教育和赡养父母的压力。对于年轻一代的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房子无疑是巨大压力，许多年轻人在贷款买房以后感到生活质量下降，除了偿还房贷，其他的支出都会压缩，而且还要时刻警惕被裁员。有些比较幸运的人在家庭的支持下买了房子，但是一旦有了孩子，压力马上会成倍增加，且会延续很长时间。
对一些中等收入者来说，养育孩子不仅仅是经济压力，而且也是时间的压力。最近流传的许多段子，都反映了中等收入人群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压力。让孩子上补习班，不仅要有支付学费的能力，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同。即便子女教育很顺利，一些中等收入的年轻人也会面对年老父母的赡养问题。现在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中青年，父母大多是从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过来的，无论是资产或退休收入，大多是比较低的，需要子女的赡养。
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造成一些中等收入者主观评价较低——他们若论收入，也许已经属于中等收入人群，然而在享受有品质的生活，获得成就感、满足感等方面感觉很不够。中等收入人群无疑是中国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然而他们中不少人获得感并不强，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尴尬。
最近中央和各地陆续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如减少个人所得税、保障租房人的利益、防止房价暴涨等，都有利于保障中等收入人群的合法权益，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发挥这些政策的保障与提升效用，让中等收入者有更多的获得感，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