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李国平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商业航天发展。

在政策与资本的推动下，2018年则被认为是商业航天发展全面加速的一年。商业航天企业开始成规模涌现，全产业链覆盖加速。

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主要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商业火箭尤其是小型商业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服务；二是微小卫星的设计、制造、运营和应用推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民营商业航天领域，火箭企业已经突破20家，卫星制造和应用企业将近一百家，卫星测控企业也超过了十家，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正在变得更加完整。

从早期的材料研制，到卫星的设计制造，再到火箭的研制发射，以及最终卫星在轨运营与商业化应用，商业航天产业链上各个核心环节，国内都有相关企业在2018年迎来萌芽和生长。

其中，正在萌芽阶段的中国民营火箭，进展最为迅速，2018年全年进行了多次试射。

2018年，由零壹空间研发的两枚商业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分别于5月17日和9月7日成功点火升空；9月5日，星际荣耀成功发射双曲线-1Z固体亚轨道火箭；10月27日，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枚民营航天商业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但所搭载卫星未能入轨。

另外，2018年底，蓝箭航天在湖州的智能制造基地一期工程交付使用。这是国内首个民营火箭和发动机生产制造基地，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民营火箭制造工厂。

而在卫星领域，作为商业卫星的主体，微纳卫星的成本和技术门槛的降低，使之已经进入业务服务阶段，产业化、商业化发展成为可能。

近年来，上市公司欧比特的“珠海一号”、九天微星的“少年星一号”、微纳星空的“微纳一号”等卫星先后“上天”。2018年1月，我国长征十一号火箭“一箭六星”发射成功。这次发射采取了“2主星+4立方星”的组合发射方式，6颗卫星来自4家用户，是我国第一次纯商业用途的火箭发射。

当“民间队”卫星应用还处在试验阶段，“国家队”在卫星商业应用的布局已进入落地阶段。2018年12月29日，航天科技集团的商业航天项目“鸿雁”星座首颗卫星发射，未来将由数百颗低轨卫星和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

2018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吴树范在西安一次会议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研发纳卫星（通常指质量小于10公斤、具有实际使用功能的卫星）60颗，在全世界只占了2.7%。根据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将至少有2600颗微纳卫星发射成功。

商业模式待解

尽管商业航天的发展步伐不断加速，但多位受访企业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下一步还需要尝试商业化的挑战。

根据统计，中国航天产业总收入在全球航天产业收入总额中仅占3%左右。而在目前的全球航天产业总收入中，来自商业部分的贡献已达60%以上，但国内商业航天还处在资本驱动的初始阶段，商业化程度较低。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行业发现，目前，尽管“火箭”与“卫星”两大领域，在成本控制的策略上是一致的，但这两者的商业逻辑有着根本不同。

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商业航天投资人，未来宇航研究院联合创始人牛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卫星为核心的包括卫星制造、发射、运营和应用在内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中，卫星应用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产生商业价值的一环。但从目前来看，卫星应用的商业化进程，还难以覆盖掉卫星制造和发射的成本。

其中，既有商业模式空缺的影响，也有当前产业链中，卫星制造和发射成本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

对于商业模式而言，卫星设计平台供应商精航伟泰创始人郝海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于传统的卫星应用而言，主要集中在遥感、通信和导航领域。对于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而言，这三大领域还没有产生成熟的商业化模式，遥感“卖图”的市场需求有限，而通信、导航领域的投入成本太大。此外，传统的2B业务以外，针对具体消费者的2C应用市场还完全没有打开。

微纳星空是“民间队”中，为数不多可以制造50和100公斤级卫星的企业，其CEO高恩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卫星制造成本控制主要有两个难题，一是上游供货商的成本，各种卫星元器件和关键设备的成本较高；二是由于行业当前未能进入批量化的生产模式，每个用户、每个卫星的需求都不一样，属于定制生产，这使得卫星的研发和生产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拉高了制造成本。

“这意味着卫星运营企业需要更长周期去找寻商业模式，而且有赖于上游制造和发射的成本降低”，在牛旼看来，商业航天是典型的供给推动需求的行业，在当前局面下，市场的发展有赖于资本的破局，需要依靠资本的进入，让部分企业快速形成更高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供给能力，从而创造出更大的需求市场。

与下游的卫星运营企业不同，以火箭企业为主的卫星发射领域，由于火箭发射仍面临着产品产能、发射场地和行政许可等多方限制，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卖方市场”，商业逻辑完全不同。

蓝箭航天CEO张昌武则告诉记者，对于火箭企业而言，未来的行业发展牵引，主要来自于国家任务和市场需求两端。在火箭市场领域，高轨发射已有质子号、SpaceX等多个国家队和国际巨头在竞争，而低轨的小型运载火箭，国内国家队已有超过三款非常经济的产品，国外也有新西兰的电子号液体火箭，市场最空缺的就是中型的液体运载火箭。

“填补市场空白，在特定的技术路线上扮演关键的角色，降低这一领域火箭发射成本，这就是民营火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张昌武表示。

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商业航天企业还没有运载火箭发射和试验成功，但由于2018年各家公司的多次试射，已经走通了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流程中的研制验证环节、供应链配套环节、内部体系环节和大部分行政审批环节，也让企业可以专心于产品的研发和改进，未来火箭发射尝试将会加快。

这也让资本在进入商业航天领域的选择有所分化，技术门槛更高，产品成果更可见、市场需求更清晰、但风险也更高的火箭发射领域受到青睐。

机遇与“泡沫”

未来宇航《2018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融资报告》显示，2018年非上市商业航天公司至少获得36笔投资，总额约21亿元人民币，其中金额过亿的有12笔，而华力创通、欧比特等上市公司也分别在2月和4月定向增发股票，募资金额分别为4亿元和10.82亿元人民币。

报告指出，上述累计超过35亿的投资中，主要集中在卫星应用及卫星发射领域，投资总额分别为19.72亿和11.45亿元人民币，卫星测控等运营领域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如果将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剔除，2018年商业航天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以火箭制造为主的卫星发射领域。

商业航天在2018年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已经到来的2019年，则被认为将是中国航天，特别是商业航天里程碑式的一年。

多位业内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对于商业用途的航天飞行器和卫星，其技术相对成熟，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其后的测试、定型、量产，大概需要两三年的积累。而2019年，正是相关企业完成前置性实验工作，开始进入产品量产阶段，从“靠PPT说话”，进入到“靠产品说话”的商业模式转变关键节点。

一家卫星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他们2019年订单的卫星制作数量，相比2018年将实现翻倍，同时在卫星的型号和体量要求上，也更加丰富。

同时，也有观点指出，随着2018年诸多卫星企业的前期试验阶段结束，即将进入批量发射阶段，卫星的制造成本可能会有所降低，叠加卫星应用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和成熟，以及资本的深度介入等多重因素，卫星发射需求可能将会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爆发。

这也让周期更短的上游火箭发射企业面临着行业洗牌的压力。能否在2019年这个窗口期优先推出真正具有运载能力的产品，提前抢占发射市场，成为各家火箭企业的首要任务。

张昌武指出，2018年，众多商业航天公司展开了各自的卫星和火箭产品的验证。尤其是卫星产品，2019年将从产品验证进入产品迭代阶段，而到2020年开始，迭代后的产品将进入量产阶段，卫星发射的市场需求将迎来首次爆发。因此，能否依靠自身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动下游卫星公司，真正成为代表行业发展方向的企业，2019年尤为重要。

“商业航天更多还是靠产品和技术说话，在从实验到落地的转换过程中，哪些企业在做事，哪些企业在做势，很清楚就能看到。”张昌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