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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佳昕 北京报道
1月16日晚，在北京市一所规模中等的私立幼儿园门口，大量的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此外，还有不断前来询问学位情况的尚未入园孩子的家长。
张女士是来“捡漏”的家长之一。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想把孩子转入这所幼儿园，却被招生办负责人告知所有的班型均已满员，尤其是招收了很多二胎宝宝的小班。想要入园，只能等待3月后可能出现的空位。
上述招生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登记已经晚了，想在今年秋季成功入园的希望不大，有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来登记了。”她表示，2019年入园的二孩将会更多，学位也会更紧张，“如果2018年有200个需求，那今年可能就有400个。”
从2014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人口政策的变化，为我国带来了出生人口小高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二孩及以上占比超45%；2017年，政策效果继续显现，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生育小高峰给我国现存的教育资源带来了冲击，而学前教育最先体会到这种压力，其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
不过，这股“婴儿潮”只是短暂的。生育基础的削弱及成本的约束，正在阻碍年轻人生育意愿。虽然2018年全国的出生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一些已公布数据的城市已传来新生儿减少的消息。有学者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数量或继续下降。
而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来说，出生人口数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随着生育堆积效应的消退，生育水平下行，教育格局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二胎宝宝上学了
“我们刚开园不久，学位还没招满，但确实已经有很多二胎宝宝了。”在另一家定位更为高端的私立幼儿园，招生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近五年来，二孩出生数不断攀升，由2013年的511万提高至2017年的883万。其中，放开“单独二孩”后的第一年，即2014年，二孩增量达95万。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增量达162万。政策效应影响显著，使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创2000年来的新高。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孙百才告诉记者，出生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教育需求，因为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
一般来说，新生儿在3年后上幼儿园，6年后上小学，9年后上初中。二孩生育的小高峰对教育市场的影响，要在数年后方能体现出来。现如今，幼儿园率先感觉到了紧张。
孙百才表示，2000-2014年，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上下波动不会太大，最大的波动不过是40万左右。但2016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了131万，这对未来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从新生儿数量占学前教育招生数的比例来看，此前的比例在百分之二点几以内（以2017年招生数计算），教育系统可以自我调整正常解决。但2016年的占比达6.8%，还是有冲击的。”孙百才说。
人口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则表示，二孩生育高峰带来的教育资源紧张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因为此前计划生育在大城市执行得比较严格，政策调整后生育反弹也比较厉害。有关部门应通过扩容等方式提早做准备。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普及率约为80%，未来还要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计划，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要达到80%，2035年要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为了应对二孩生育高峰需求和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全国多地打响了一场增加学位的“战役”：北京2018年新增学前教育学位3万个，2019年拟再增加3万个；“二孩大省”山东每年要新建、改扩建2000所以上幼儿园，新增50万个以上幼儿园学位；四川成都则到2035年要新增规划幼儿园约1000所，增加学位30余万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幼儿园过后，这种紧张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小学、初中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孙百才认为，小学、初中数量减少与此前我国出生人口减少密切相关。而新形势——新生育高峰的出现，同样为义务教育规划带来挑战，因此要未雨绸缪，提早谋划，尤其是在人、财、物方面的资源配置。
“一孩都不生”下的教育困境
不过，尽管二孩出生数接连增加，但2017年的一孩出生数却创近五年新低，这拖累了2017年整体出生人口的下跌。严峻的现实已经出现——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既无一孩，又谈何二孩？
而为了使生育率保持在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持平，不增不减），仅生育一个孩子是不够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性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下降，出生人口继续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指出，新生儿持续减少，很多学校、机构可能面临关闭。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但大城市的规划却低估了需求量，很多人生活在城市中，子女却遭遇学位不够，人满为患。而反观小城市、农村，却有大量的学校在撤并。
黄文政则认为，出生人口下降对大城市教育资源紧张的缓解极为有限，因为人口还是会向大城市流动，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学校，可能要面临着并校、拆校。
以位于东北的一个人口约为50多万的县为例，市民黄女士告诉记者，身边生二孩的家长并不多，除非家里条件不错。县里有私立、公立和农村幼儿园，资源并不紧张，相互反而需要争夺生源。
事实上，撤点并校并不新鲜。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各地“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大量生源少、效益低的农村中小学被撤并。尽管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但“一窝蜂”、“一刀切”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现如今，一旦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农村继续空心化，更多学校将面临着“空巢”的危机。
“以前村村有学校，现在五六个村一个小学却招不满。撤点并校后，很多学校距离很远，增加了孩子的上学成本，小学就寄宿父母也不放心，只能去陪读，教育成本随之提高，而成本提高反之又阻碍了生育；但如果不撤并，又没有那么多生源，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德国的经验是为了鼓励生育，倾向于保留学校。”易富贤说。
黄文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农村学校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小班制和提升教育品质，而非把学校撤并掉。
另外，孙百才认为，出生人口不仅决定了教育需求，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会促进人口再生产，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记者了解到，现如今我国教育成本较高，教育问题也最让父母“心累”，有家长调侃称：“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易富贤认为，如果想鼓励生育，教育改革首要关键。首先，即便没有生育小高峰的出现，也应该增加投入兴办幼儿园、托儿所，从国际经验来看，早期教育投入比例越高，生育率越高；另外，应该通过缩短学制等方式，降低教育成本。
那么，面对影响初显的生育小高峰和随后可以预见的新生儿减少，教育资源该如何合理配置？孙百才建议，各级政府应公布清晰、详细的教育和人口数据，加强研究和规划，对学龄人口变化提前做出研判；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应增加省级统筹的因素，以应对县级规划能力不足；城市也应做好规划，在建设小区的同时配套学校；另外，也不应忽视人口流动这一影响因素，根据人口地理空间迁移和城乡流动趋势，对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判和调整。
